作者王文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执行主任、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本文刊于2021年5月13日中国银行保险报。

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以下简称“30-60目标”）已是当下中国最热门的话题。4月30日，中央政治局就新形势下加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集体学习，明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明确时间表、路线图、施工图”与“建立健全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这为“30-60目标”中政府须扮演战略投资与政策牵引的角色指明了方向。

碳中和在中国的难度，远超他国

“30-60目标”是一项关乎人类文明存续的中国攻坚事业，也是颠覆中国现代化以来形成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一场文明革命。推动文明进步的革命，难免会有妨碍前进的难度与阻力。事实上，“30-60目标”在中国的实现，远远要比其他发达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的难度与阻力更大，中国政府需要投入与付出的也远比其他国家多。

从发展进程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现代化与绿色低碳的双重压力。与西方先实现现代化、后考虑碳减排不同，中国经济社会的下一步发展必须附加降碳减污为主要重点战略方向。以2007年碳达峰（59亿吨左右）、计划2050年碳中和的美国为参照，中国当前城镇化率（约60%）仅为美国的70%，中国汽车人均占有率（约0.2）仅为美国的25%，中国人均发电量仅为美国的50%。按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规划来估算，很有可能的场景是，中国现代化的人均水平仅达到美国一半时，就不得不在2030年实现碳达峰（106亿吨左右）。由此看，中国只有全方面加大绿色投资，才有可能在不影响现代化的同时实现全面低碳发展。

从能源转型的角度看，中国面临着高效调整与持续低碳的双重要求。目前，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气在内的化石能源碳排放占有全国总量70%以上，非化石能源比重的提升遭遇“绿色溢价”因素的困扰。能源绿色化转型必须支付额外成本的溢价，极大限制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的调整效率。比如，只有在资源、建设与市场条件均优越的地区，风电、光伏发电成本才能与燃煤上网电价水平相当，这就压抑了人们选择风电、光伏发电的欲望。再比如，新能源汽车近年来销量快速增长，但仍仅为传统汽车的5%左右。只有在城乡各地普及充电桩、实现快速充电等基本条件后，新能源汽车才有可能全面替代传统汽车。由此看，只有加速度式地扩大非化石能源消费基础设施与科技创新的投资，才有可能在不影响能源供给调整的同时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构建。

从民众参与的角度看，中国人面临着富裕追求与集约消费双重任务。研究显示，仍有10亿中国人未乘坐过飞机，9亿多人没有驾照，近5亿人平常不用冲水式厕所。中国人不断提升生活标准，自然而然就会出现碳排放的提升。同时，每年餐饮浪费现象极其严重，废弃食物腐烂产生大量甲烷，约占温室气体排放的6%。应对气候变化在发达国家是与多数人生活习惯与未来命运休戚相关的自觉行为，但对许多中国人可能仍是事不关己的天方夜谭，或是与追求生活享受相抵触。普通民众追求富裕生活的权利应被尊重、被保护，但同时，“30-60目标”迫切需要提升民众的人类关怀意识、改善用餐习惯、培养集约型生活方式的自觉性等。由此看，只有大量增加公共投资，比如更深入人心的教育、更精准的激励与惩戒政策，更便捷的公共交通网络，更低碳循环、性价比更高的智能家居设施等，才有可能让更多民众自觉参与“30-60目标”。

急需一场投资“30-60目标”的国家大战略

种种迹象显示，“30-60目标”的实现难度，远远不是仅靠物理、化学、生物、工程层面上创新就能解决的，更需要从经济、金融、社会、政治层面上加大公共投资。2020年底以来，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中央财经委会议，再到政治局集体学习与诸多文件的出台，“30-60目标”的顶层设计已日益完备，接下来需要有各级政府与相关企事业机构的落实与配合，才能兑现中国对世界作出的这个庄严承诺，并推动国内这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变革。

换而言之，中国急需一场投资“30-60目标”的国家大战略。按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马骏的估算，未来30年“30-60目标”将带来138万亿元-500万亿元的巨量投资需求，这与比尔·盖茨推测每年全球须额外投资5万亿美元才能实现“净零碳排放”的估算大体吻合。在笔者看来，这场国家投资大战略至少有五个层面。

一是加速“30-60目标”的观念升级投入，塑造中国社会运行与民众生活的集体共识。建设现代化的初期，类似“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口号成为国人憧憬的奋斗目标。当前，碳中和仍只是部分商业与知识群体所热衷的话题，普通民众仍并不清楚何为碳中和，碳中和到底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普通民众能为碳中和做什么，企业的日常运行需要改进哪些？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有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的故事讲述、图书出版、大众传播与社会教育。初步估计，需要上万亿元的社会投资方可全面升级社会观念。就像精准扶贫、健身跑步、中医理疗等近年来风靡流行那样，全社会需要知道实现碳中和不只是政府或能源行业的事，普通人作为公民、消费者、雇员同样能够发挥作用，中小微企业作为最基础的社会组织也能够从中受益。

二是加大“30-60目标”的政策配套投入，助推地方政府落实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出台。各级地方政府应当尽快在采购、办公、服务上推出“零排放计划”，通过逐年递进减少的补贴方式，优先采购低碳产品，严禁和逐步淘汰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并通过税收减免、贷款担保及其他绿色金融工具与政策激励，塑造市场为低碳项目融资的方式，打造具有成本竞争力的低碳技术推向市场的政策环境，通过合理但递进减少的补偿方式培育先进生物燃料、非化石电网、新能源车等基础设施的改进，加大对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的保护修复与综合治理，协同治理多污染物与分类垃圾。更重要的是，提升清洁能源（燃料、电力等）的标准设置，加快完善全国碳市场的定价机制、运行规则、交易平台，配置全国金融资源与自然资产服务于“零碳社会”的实现。

三是增大“30-60目标”的科技研发投入，营造全社会浓厚的、可持续的碳中和技术创新氛围。碳中和的科技创新伴随着国际竞争，创新领域包括但不限于电力储能技术、碳捕获与封存、热能存储、核聚变与核裂变技术与“零碳”制氢、制钢、制水泥、制塑料工艺等。在这方面，中国需要总结在基因、航天领域、电子商务等领域的追赶经验，也急需汲取以此在芯片、发动机领域不足的缺憾。碳中和领域的大量研发项目属于高风险、高回报，国家投资补足相关的能源研发资金，需要发挥杠杆作用，打破官僚作风，唤醒民企雄心，撬动产业资本，创新融资工具，激发民间热情，开展技术攻关与成果转化，将足够多的创新科技运用到社会各行各业为碳中和服务。

四是强化“30-60目标”市场改造投入，打造公正竞争高效的碳市场环境。2021年6月底前将上线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配额近40亿吨，这意味着中国很快将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全国碳交易市场从2011年7省市试点到2020年底第一个履约周期启动，从管理经验积累到部分行业的推广，从履约企业为主到市场普及，经历了漫长的循序渐进过程。在这其中政府核定配额的松紧程度与市场建设水平起到关键作用，这就要求法律法规、市场整合、核算核查、交易平台、行业覆盖、定价机制、反腐审计等诸多方面的建设投入。碳市场 的规模越大与效率越高，绿化、园林、环保、新能源等企业受益的优势与进程就越快，碳中和实现的进程就越顺畅。

五是增加“30-60目标”风险管理投入，构建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管理体系。碳中和倒逼全社会绿色转型，势必促进各行业资产价值重估，衍生预期之外的行业更替，放大金融体系的风险。政策的超预期出台与相关措施的低兑现度，会导致投资方的财务损失，也会导致“洗绿”等道德风险发生，进而可能将实体经济的亏损传导到金融市场，增加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概率。对此，多国央行都将气候变化纳入到货币政策框架与金融宏观审慎评估体系中。在中国，降低绿色不良资产容忍度、开发金融机构的ESG产品、出台环境气候风险评级等，都是必不可少的生态环境改善、碳中和实现进程的投资。

谈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就不得不提及美国市场，因为它长期以来是核准制下过不了关的中国创新企业的重要融资和投资者退出之地。过去20年，美国国内的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呈现出剧烈的萎缩状态，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交易所新上市的IPO公司越来越少，总的上市数量跌至每年差不多100家左右，这其中还包括了IPO比例不断上升的外国公司，尤其是中概股，其所占比例已经超过外国公司IPO总数的一半。

仅在2019年，就有25家中资企业赴美上市，占到在美上市企业总数的近20%，而这一数字在2020年可能还要更高。遗憾的是，美国市场政治化倾向变浓，美国参众两院高票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对在美上市的外国企业进行更加严格的审核。尽管该法案给了这些企业三年合规时间，因此留下了中美双方就此跨境监管合作斡旋的时间，但这样的不确定性无论对中概股还是美国资本市场自身都将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从中国企业来看，不少在美国上市的公司，其融资体量之大、频率之高是甚至包括香港在内的国内市场所不一定能承受的，无论是从监管角度还是市场深度来判断。以拼多多赴美上市为例，这家企业在2018年赴美IPO融资达16.3亿美元；半年之后，其FPO（后续公开募股）又融资12亿美元；2019年9月，发行可转债融资达10亿美元；2020年3月，定向增发11亿美元；就在上个月，这家企业又进行了可转债+增发，最高融资金额可能达到61亿美元。从上市以来短短的一年半时间，拼多多的股价表现与融资实现了很好的正向互动。

所以，在我看来，美国资本市场对中概股乃至是中国的创新生态，还是有一定的历史贡献的。毕竟它们的市场深度、机构的力量和比例，在全世界范围内几乎是无可比拟的。

但无论是主动变革还是为应对美国监管部门可能对中国企业的态度更政治化的不利局面，我们看到国内资本市场在过去一段时间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我把这些改革称为“国产替代”。从2019年至今不到两年，中国上市公司增加了400多家，上市公司总数已超过4100家，另外还有2000家左右的企业正在排队上市……

在我看来，国内资本市场的改革，应遵循资本支持产业、产业回报资本的逻辑。一方面，流动性宽松环境下，资本寻求回报，居民有财富管理需求，但投资标的资产有限；另一方面，科创企业又有大量的、长期的资本支持需求。因此，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资本市场版的“内循环”？当然，资金的供给和需求能否匹配，这要取决于市场能否发挥资源配置的功能及其效率，以及能否给投资人带来合理的投资回报。从这一点来看，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正在朝这个方向发展，目前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目前，中国的资本市场还是处于政策的红利期，其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整个创投体系和生态的活跃度不断提升。但伴随而来的是，一部分板块的估值偏高，有些可能已经与纳斯达克泡沫时期相提并论，甚至更高，这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但目前一些聪明钱依旧还身处其中，监管也保持着一定的容忍度。问题是，因为长期机构的缺失，市场上充斥着短期情绪，这也必将带来市场的波动性，而这对科创企业所需的长期思维也不利。

中国资本市场的改革正当其时。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建设，有利于不同公司或同一公司在不同阶段的资本运作。未来一定时期内，上市公司的数量将快速增加，大多数行业仍处于扩张期。但从中长期看，则会出现一个产业整合的过程，企业资本化后也带来了整合的需求和便利。整合的结果是，市场会集中到两头：一头是大企业，有很强的盈利能力去做从1到N的事情；另一头是创新的中小企业，它们则负责去做从0到1的事情。

另外，有前瞻性视野的金融机构，眼光不能仅停留在IPO注册制带来的机会上，也应该对已经开始进行的产业整合和行业效率提升进行业务布局，研究如何引领企业为未来计划，以及如何在为企业未来发展提供增值服务的同时，为自身创造更多于同行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