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高质量发展，再到“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爱社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走入要素市场改革的关键时段，如何更好地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成为新的时代命题。
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发布，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
《意见》明确，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张燕生告诉记者：“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关键是要实现‘制度一律’，就是要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其核心是要形成合力，培育新形势下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新优势。”
在张燕生看来：“要实现制度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现代化，就要通过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的衔接，建立起中国的高标准市场体系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过程可能会需要30年的时间。”
新发展格局、新发展阶段的内在要求
新发展阶段的“新”核心在于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的现代化，就是说我们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要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相衔接。
《中国经营报》：统一大市场的政策为什么在这个时点推出？ 如何理解文件出台的背景和意义？
张燕生：要理解《意见》在这一时点推出的重要性，首先要正确理解我们正在构建的新发展格局，它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要确立国内大循环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国内大循环是依托国内大市场，畅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高效循环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有分析认为，中国拥有14亿人口规模、超过4亿人的中等收入群体、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和消费潜力，预计2035年中国消费市场总量将超过欧美总量之和，中国将成为全球新的消费中心。因此，怎样把国内大市场这篇文章做好，打破地方或部门的保护主义，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建立“制度一律”的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本支撑和内在要求。
第二，我们正进入到新发展阶段。这个新发展阶段的“新”核心在于现代化，首先是制度的现代化，就是说我们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要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相衔接，所以《意见》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讲构建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治理革命。
第三，《意见》提出建立统一大市场，要知道谁在阻碍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发展。“五统一”重在“立”，即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打造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从“破”的角度，要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破除地方的保护主义，行业的本位主义，企业的经济垄断，以及种种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行为，说到底，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和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公平竞争、法治经济、开放经济。所以，文件有相当一部分在谈推进市场监管公平统一、进一步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
当前，我们要跳出经济的历史周期率，一方面需要内生的改革动力，另一方面也要有外来的竞争压力。这与我们正式申请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DEPA（《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签署CAI（中欧投资协定）都是一脉相承的，即向着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前进。
首要问题是“制度一律”
我们说实现“制度一律”，“律”在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
《中国经营报》：你认为统一大市场解决的是新发展格局下的哪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迫切程度是怎样的？
张燕生：我们知道，新发展格局要依托国内大市场，要依托内需，靠国内的消费和需求，依托国内的高质量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意见》提出了核心五个“统一”，其中一点就是强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即无论是产权制度还是市场准入，无论是公平竞争还是社会信用，实际上讲的都是“制度一律”。无论是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还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东北振兴或西部大开发，都需要统一的制度规则。
然而，由于过去40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其代价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规则各地存在差异，深圳有深圳的做法，东北有东北的做法，甘肃有甘肃的做法，江苏有江苏的做法……我们说，这些都是从实际出发探索出来的制度创新成果，但“摸着石头过河”是要有顶层设计的，这个顶层设计就是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是“制度一律”。这对制度的现代化、法治经济，以及建设高标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都是最核心的。简单说，顶层设计就是要结束过去野蛮生长、盲动性强的状态，结束那些制度规则千奇百怪的状态。
我们说实现“制度一律”，“律”在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我个人认为，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高度现代化，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的充分开放，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目标，可能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甚至可能需要30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30年怎么探索“制度一律”，怎么探索与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相衔接呢？ 我们看到又一轮的改革先行先试开始了。
所以，顶层设计并不是终级真理，实践仍然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制度一律”的过程，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的过程，它仍然是一个“睁眼看世界”的实践和认识的过程，仍然是解放思想的过程，仍然是从实际出发，在实践过程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过程。
《中国经营报》：你刚才提到“制度一律”，要建立国际高标准的制度规则，那么，这个高标准应该是什么样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先行制定的一些规则在“剥削”发展中国家，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张燕生：我个人认为，高标准的制度规则有三重含义。
首先，是国际组织制定的通行规则，比如我们加入WTO，目的是与国际通行规则接轨、积极参与全球化、提升国际产业竞争力。WTO的规则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国际高标准的规则。我们也要学习借鉴各国的先进经验，比如美国、欧洲、日本在法治建设和市场制度探索中形成的一些通行规则。包括我们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的CPTPP、DEPA、CAI，很大程度上也是国际社会对高标准规则的一些探索。
其次，我们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需要探索出与发展实际相吻合的先进适用规则。对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来说，它们发展并不均衡，让其达到发达国家的高标准制度规则是不可能的。那么，要从实际出发，从发展阶段、具体国情和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出发，进行一些制度创新，探索最适合本地的先进适用规则。
最后，在与国际高标准制度规则相衔接、实践探索“一带一路”先进适用规则的基础上，从中国特色出发，建立起混合的基于开放包容共享的国际先进制度规则，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具有中国特色，有利于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制度规则。以金融体系为例，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体系，中国将逐步形成与英美金融体系、欧洲大陆金融体系、伊斯兰金融体系等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金融体系。
核心是要形成合力
国家要建立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就是要形成合力。
《中国经营报》：《意见》提出要建立全国统一的要素市场，这涉及到土地要素、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技术要素、数据要素等，站在国家战略的角度来看，这些要素市场的分割会对国内经济带来哪些不良影响？ 统一的要素市场的战略价值又是什么？
张燕生：中国看起来是一个大市场，但如果五大要素都处于分割状态，那就有点像是一盘散沙，每个沙粒就是微型经济，并不算是真正的大市场，无法形成合力。中国在铁矿石进口上长期缺乏定价权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回顾历史，我们会发现，1990年到2003年，全球铁矿石的价格长期稳定在20美元左右一吨的水平，产能严重过剩，价格长期低迷。但是，自2003年开始，伴随着全球过度的金融化和房地产热度兴起，同时国内消费从单纯满足“吃穿”升级为对“住行”的追求，对铁矿石的需求开始井喷式上升，其价格也一路飙升到了180至200美元左右一吨。当中国要谋求铁矿石定价权时，由于无法建立进口协调机制，无法解决各自为政一盘散沙的问题，依然无法获得定价权。这一案例留下了惨痛的教训。
所以，国家要建立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就是要形成合力。
我们说，中国申请加入WTO的15年是改革的红利积累期，加入WTO后，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10.7%的高增长，但却忽视了构建统一的要素和资源市场的改革，也因此导致不少寻租行为。要素和资源市场的改革攻坚从2000年开始已经持续了20年，这意味着背后面临重重阻力和障碍，因为改革是要动既得利益阶层的“奶酪”。
当然，这一改革任何时候都不晚，但它任何时候改都很难。在统一要素和资源市场的背后，需要一场全面系统化的深度改革。举例来说，地方各自为政的根本是在于税源经济和土地财政。那么，如果要让各地遵守全国一盘棋的大局观，就需要财政制度的配套改革，意味着税种税制税负等要调整。包括现在一些全国性全球性企业，由于各个地方政府的原因，不得不建立不同的子公司，难以形成规模化经济。
《中国经营报》：那么，《意见》之后，我们的财税体制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会不会接踵而至？
张燕生：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效率和便利化水平评估，一方面我国进步很快，另一方面，我们存在四个短板。第一个短板是信贷，第二个短板是税收，第三个短板是跨境贸易，第四个短板是企业退出制度，这四个短板都涉及市场经济的基础制度规则。我们天天讲优化营商环境，重点讲的是“放管服”，攻坚战是这四个方面，主要涉及中央事权顶层设计改革。现在，《意见》把这四块内容都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这足以看出《意见》的重要性。
不过，关键还是要看我们是否真的能“睁眼看世界”，是否真正解放思想，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否真的能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创造人民福祉为标杆。
需要说明的是，过去我们说“睁眼看世界”，只是看世界是怎么回事，简单模仿或创造性模仿。现在我们深度推进新一轮改革开放，“睁眼看世界”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
一是推动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零关税、零壁垒、高水平便利化、低门槛服务业市场准入。为此，设立了海南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实行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二是推动更高标准的制度型开放。香港内地统一大市场对接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国际化差距、市场化差距、法治化差距。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注：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讲了“法无授权不可为，法无禁止皆可为，法定责任必须为”。香港在公共服务的490多个领域建立了法定机构，把“法定责任必须为”落地。香港机场的货物物流效率世界第一，根本在于推动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所以，我们要做世界前沿，就要研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五个统一”上如何落地。
三是推动更高层次的创新开放。现在美国要跟中国在科技、产业、金融上脱钩，选择性脱钩或全面脱钩。对此，我们要知道，二次大战后美国是怎么把全球科学中心从欧洲转移到美国的？1957年“斯普特尼克时刻”（注：当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1号”，美国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和挑战）后，美国是怎么建立“巴统”对苏科技封锁迫使苏联走上了关门搞科技逐渐落后于欧美的？ 上世纪80年代美国是怎么从工业经济转移到知识经济？ 中美科技战略能力竞争，我们需要睁眼看世界进行科学研究，探索并建立我国在基础研究和科研领域的创新能力。
重新设定政府、市场与社会的边界
12年来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内涵已完全不同。
《中国经营报》：《意见》提出“立破并举，完善制度”，你认为应该如何理解这一提法背后的内涵？
张燕生：先说“立破并举”，实际上，我们这次煤电矛盾的最大教训应该是先立后破，要先把新的好的东西建立起来，再去破除旧的东西。不然，旧的去了新的不来，就会陷入能源危机。对我们这个时代来说，“立破并举”就是野蛮增长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要进入到法治化的时代、市场化的时代、国际化的时代。但进入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新时代，观念和行为的转变非常困难。
虽然我们很早就在提这些概念，但要认识到12年前和12年后的内涵完全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企业还处于从游击队到正规军脱胎换骨的转型阶段，企业面对“六缺”状态，即企业转型缺人才、缺技术、缺资金、缺品牌、缺营销渠道、缺转型的经验和能力。为了突破“六缺”困境，从2009年开始，一部分地方喊出了“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帮助传统企业转型，即开始进行研发服务、技术服务、设计服务、资讯服务、人才服务和专业服务，用强大的生产性服务业来改变传统的经济部门。由于先进服务业都是人才密集型企业，所以大力发展人才宜居的绿色城市、智慧城市、包容城市、开放城市，形成了都市圈和城市群，我们进入了智能化、数字化、自动化发展的时代。
一个数据很能凸显出这些变化，2009年，我们的加工贸易刚刚被一般贸易所超过，而如今，加工贸易只占了贸易总额的20%左右。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进步了，但我们进步以后新的问题出现了，这也恰恰是制度规则需要关注的方面。
举例来说，去年5月份亚马逊封号，封了中国5万多家跨境电商的大中企业，涉及金额1000多亿元。这件事给了我们几方面的教训。
一是我们的企业对违规行为要零容忍。因为我们的跨境电商企业存在刷单行为，刷单意味着做虚假的交易和数据，这就涉及到我们怎么能够从亚马逊对我们违规行为的“零容忍”转变成我们自己对违规行为的“零容忍”。
二是企业要维权。就是当亚马逊打我的时候，我要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但我们缺少维权的法律人才、法律机构、法律能力。这也是我们制度建设需要跟上的一个方面。
三是企业要拥有规则的制定权和话语权。中国外贸世界第一，但定价机制是FOB（买方负责租船订舱、预付运费；办理保险、支付保险），我们的跨境电商作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定价机制是CIF（卖方负责租船订舱、预付运费；办理保险、支付保险），所以当你快速成长拥有了定价权，有了规则制定权，你会动谁的奶酪？ 竞争对手会不顾一切地反击阻遏你的成长。
所以，要解决上述问题，不再是传统产业的垂直分工的问题，而是水平竞争的问题，因为水平竞争很容易引发对手的联合博弈。如何才能进入水平分工合作互补，错位竞争差异化发展强强互补是营造利益共同体的战略考量。中国是大国，10年后我们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的低端环节会很强，中端环节会很强，高端环节也会很强。这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种“有饭大家吃”的合作模式，不搞“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中国的现代化对世界是机遇，而不是威胁。
所以，看起来12年前和现在我们都在抱怨同样的问题，但实际上已是“白马非马”，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的内涵已经完全不同。由此，我们的制度规则和产业模式要探讨怎么才能从水平竞争转变成水平的分工合作和互补。
《中国经营报》：考虑到当前的国内外环境，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制度规则方面，哪些制度规则急需提上日程？
张燕生：有关“制度一律”（统一的制度规则），我认为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国企改革，即国企改革如何能够符合CPTPP规则，这涉及到公平竞争、竞争中性、所有制中性等问题。二是产业政策，尤其是竞争政策如何推进实现公平竞争。三是知识产权的保护。四是产业补贴。五是环境标准。此外，还涉及数字规则等。可以说，“制度一律”涉及到市场经济的方方面面。
从本质上看，这些制度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设定政府的边界、市场的边界和社会的边界。以打破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为例，毫无疑问，相关制度规则的制定，尤其是后面的落地执行，一定是“碰钉子”“捅马蜂窝”“得罪人”的过程，这也将体现我们改革的决心。
实际上，我们的很多政策都很好，但落地时往往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这就涉及改善政策环境、舆论环境、社会环境，对建设统一大市场进程更加开放包容。所以，我们要管理好政策的预期，统一大市场是关系中国未来几十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我们要学会和地方政府对话，和市场对话，和全球投资人对话，和企业对话，和全社会对话，要把我们建立统一大市场，打破不当竞争的监管意图与市场、企业、投资人和社会做充分的沟通交流，通过这种方式来管理预期可能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要有历史耐心、战略定力、锲而不舍的恒心，要让大家有安全感，这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课题。
来源：《中国经营报》2022年04月25日第0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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