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发布会上表示，2021年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而2020年这一数字为204万人。
具体来看，2021全年我国出生人口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7.52‰；死亡人口1014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4‰。0.34‰的自然增长率，意味着人口“零增长”已经逼近。
从性别构成看，2021岁末我国男性人口为72311万人，女性人口为68949万人，男性比女性多了3362万人，这是男性人口从1978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我国2021年总的人口增长为48万，原因是出生人口较上一年明显下降。不出意外的话，2022年或2023年，我国的总人口将达到顶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杨舸对记者表示。
她表示，导致我国出生人口下跌的原因包括：育龄高峰期妇女人数下降、生育成本和抚养负担不小、疫情的影响等。尤其是疫情导致人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下降，很多人可能会推迟生育计划。
山东社会科学院人口与社会发展研究院院长崔树义表示，促进生育意愿，需要“从一孩开始”。“我国已经出台不少刺激生育的政策，但在宣传教育这一块，还没有完全跟上。另外，更重要的是要从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做进一步调整，切实减轻生育给个体带来的压力。”
为何人口增长数快速下跌？
据统计，2011年到2021年我国人口增长数分别为825万人、1006万人、804万人、920万人、680万人、906万人、779万人、530万人、467万人、204万人和48万人。可以看到，2021年是近10年来我国增加人口最少的一年。
从出生率来看，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2021年再次下跌，仅7.52‰，创1978年以来的新低；从死亡率来看，我国死亡率整体波动不大，2008年以来一直都维持在7‰-7.5‰左右。因此，人口“零增长”很明显是由出生人口减少导致的。人口专家指出，从目前来看，尚看不到出生人口数量持续降低这一势头的减缓或消失。
对于人口增长快速下跌的原因，宁吉喆指出，首先是育龄妇女人数持续减少。2021年，15-49岁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500万人，其中21-35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约300万人；其次是生育水平继续下降。近年来，生育观念有所变化，婚育年龄也在推迟，加上一些生育成本提高方面的因素，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有所降低；第三，新冠疫情在一定程度上也推迟了年轻人的婚育安排。
“国际上多项调查研究发现，疫情发生以来，多个国家和地区生育水平有所下降。2020年，日本出生人口比上年减少，韩国出生人口也比上年减少，中国还是增加的，就是增量在减少，总量没有减少。”宁吉喆指出。
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最新报告显示，低生育率已成为全球性现象。2019年，全球203个国家（地区）中，84个国家（地区）总和生育率低于2.1的更替水平，发达国家普遍处于低生育水平或超低生育水平。
和人口持续负增长的日本相比，我国生育下降的压力不小。日本的总和生育率（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近年来一直维持在1.3左右，甚至有小幅反弹。而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在2020年已经为1.3。
根据预测，在总和生育率为1.3的条件下，我国总人口规模将在“十四五”期间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崔树义指出，2022年我国或许就将迎来总人口的“零增长”，这比之前人口学界的预测要提前好几年。
对此，有专家提出不同看法，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0.34‰的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又向绝对的零人口增长迈近了一步，但不会在2022年就迎来人口负增长，而是会在几年的“零人口增长波动期”后，然后才进入常态化的负增长阶段。
杨舸指出，日本也很长时间保持低生育率，最低曾经达到总和生育率1.1、1.2的水平，但是随着整体儿童福利机制的建立，人们的生育观念也逐步改变，因此生育率略有上升。“从人口预测的角度，如果没有发生大的调整，生育率其实是会继续保持。因此，我国的生育率偏低仍然是一个长期的趋势。”杨舸说。
积极应对低生育率与老龄化
2021年，我国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生育政策调整是一个总体导向，大家生或不生，更多取决于相关配套支持措施能否尽快落地。生了孩子没人带，是不少家庭“不想生、不敢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到2025年，我国将努力实现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达到4.5个。从中央多部委到全国多个省份，从修订相关政策法规到出台各项生育支持措施，一个更完善的生育支持制度体系正在逐步构建中。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提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费用纳入个税专项扣除建议方案；国家医保局指导各地给付三孩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教育部推进“双减”工作……
截至2021年底，23个省份完成人口计生条例修订。各地在条例中进一步完善生育休假制度，22个省份产假延长到158天及以上，其中16个省份规定假期待遇由生育保险支付；配偶陪产假一般在15天左右，均设立5至20天不等的父母育儿假。
“鼓励生育不能只靠经济补贴。”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说，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将生育支持融入经济社会各项政策，包括进一步降低生育成本、完善女性就业权益保障、妥善解决育龄妇女的后顾之忧等。
“要从婚嫁、生育、养育、教育一体化来考虑，构建生育友好的政策环境。”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贺丹认为，此外，做好家庭价值、生育价值的观念引导，加强对女性健康的保护和医疗卫生服务的支持，对修复我国生育水平、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宁吉喆指出，人口增速放缓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老龄化、少子化也是发达国家乃至一些新兴经济体普遍面临的问题。有专家预测，2022年我们即将迎来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老龄冲击波”，全社会将面临更严峻的老龄化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下降，人口老龄化逐步加速。与2010年相比，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000多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数量比重为18.70%，与2010年相比上升5.44%。2021年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达2亿人，已占全国人口的14.2%。
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时，意味着进入老龄化，达到14%为深度老龄化，超过20%则进入超老龄化社会。
从世界范围的经验看，仅靠促进生育的政策难以逆转人口老龄化进程，人口老龄化是我们国家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的基本国情。因此，“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是基于我国人口现状和未来变化趋势作出的必然选择。
对于老龄化问题，我国也有相关政策出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21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其中提出，到2025年，在老有所养方面，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将达95%。
“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转变
人们对出生率下降、净增人口减少的担忧，背后是深层的顾虑。有一种观点可以解释这种顾虑：经济的竞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的竞争，人口变动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毋庸置疑，人口一定是影响发展的重要因素，但如果过于片面强调人口红利的作用，紧盯人口的绝对数量，认为生育率低了、老龄化了、劳动力少了，经济就不行了，那这种分析未免过于简单粗暴。
2010年以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要催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不能寄望于生育率回到以往的水平。新的红利，要从制度来，向改革要。
人口是主要的生产要素，也是社会财富最主要的创造者。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是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维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可持续性，需要充分挖掘长寿红利，积极开发老龄人力资源。
一方面，推行弹性退休制度，通过基本养老保险等制度设计，激励老龄人口延迟退休，增加老年人口的劳动供给数量；另一方面，倡导终身学习理念，建立终身学习制度，提升劳动供给的质量，以更好地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和技术变革。
人口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要实现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转变，其中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投资教育，提高人力资本的水平。北大国发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姚洋鲜明地提出，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指出，在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大趋势下，应该积极转变心态。过去经济发展依靠人力资源、劳动人口数量，现在下降了，要做出积极回应，也就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从数量型的人口红利走向质量型人口红利，毕竟我们受教育程度本来就在不断提高，这是个挑战，也是个机遇。我们要利用机遇，推动从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的根本转型。
当新冠疫情让全球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愈加复杂，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依靠人才，发展教育成为重要的解题思路——布局长远，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
来源：新华社、21世纪经济报道、经济观察报、每日经济新闻、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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