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剧有毒。一位自称“兔子”的戏迷已经三刷《呼吸》。这是一部小剧场戏剧，她的痴迷连出品方——“椎·剧场”的艺术总监李芊澎都有些吃惊。“兔子”熟稔“椎剧场”六部戏剧作品中的每一个角色，每一个细节，甚至每一个道具。因为每一部她都反复刷。

　　2017年，偶然间她撞见“椎”的第一部小剧场作品《开放夫妻》，意大利著名作家达里奥·福(Dario Fo)的剧本，整场演出只有两个演员，但精妙灵动的表演、充满意味的舞美设计以及准确而传神的台词翻译，她半点没出戏，从此坚定地跟着“椎·剧场”走。

　　兔子，典型85后姑娘，单身、小语种专业，白天是一家国企IT公司的HR，晚上变身为穿梭于上海各个剧院之间的戏迷。虽然收入不差，但也不算十分丰厚，她一年在追剧上能花个上万元，戏剧节期间一周能看上四五场戏，对上海的大小剧院如数家珍。

　　小剧场话剧不贵，280元的票价她就可以坐在一楼。张国立、王刚、张铁林主演的话剧《断金》在上海大剧院演出，前三排票价1680元，她咬咬牙还是买了。每年的乌镇戏剧节，她没法挤出一周的时间，只能周五一晚赶过去，看两天的戏，周日回来，戏剧节的票价480元起，一个周末能花上个五六千元。

　　越来越多像兔子这样的中产消费者正在开启他们的精神之旅，这对剧场的运营者来说，无疑是遇到了“最好的时代”。

　　面对有诚意的艺术，观众是识货的

　　李芊澎毕业且任教于上海戏剧学院。有了像“兔子”这样一批高品味的专业观众，李芊澎觉得自己的艺术理想有了着落。

　　在国外她看了太多的戏剧，其中大部分都反映着不同程度的真实，有着多姿多彩的质感。但是回国后，她的失落感很重，“很多戏没有自我，全在揣测观众会为什么买一气之下，2016年，李芊澎自掏腰包成立了现在的“椎·剧场”，专做戏剧，她想做有诚意的，高品质的，对得起艺术和观众的戏。

　　第一部作品就是《开放夫妻》，谈的是婚姻中的两性关系。李芊澎从国外引进版权，找人翻译剧本，费尽心力寻找合适的演员。在另一部作品，也是“椎”的第六部戏《抄写员巴特比》中，为了培养演员，她把班子拉到德国慕尼黑排练三周，让德国出色的“独角戏”导演博立斯·冯·珀泽来训练。这期间，演员们白天排练，晚上就去看德国的戏剧。

　　《开放夫妻》首演时，她的心吊着，一个刚成立的民营剧团，不懂营销，没人关注，万一不成功，“就当前期投资是送给自己的人生礼物吧!”没想到三场之后票房一路飙升，首轮居然演了20场，越到后面，越达到一票难求的境地。有妻子看完后拉着丈夫来二刷，作为双方的婚姻教育课，有年轻情侣过来“照镜子”。“我们的观众中有不少是海归，他们在海外留学时受过剧场文化的感染，回国后会怀念那样的氛围，寻找记忆中美好的味道，而我们的剧给了他们这个回忆。”李芊澎说。

　　与上海大剧院、上汽·上海文化广场(以下简称文化广场)这些地标文化演出地带不同的是，小剧场戏剧的繁荣反映一个城市最末端的文化温度。通常这些民营团体没有大量的营销经费，剧好不好，靠的是口碑，也最考验创作者的功力。

　　“戏剧跟每一个人有关，可以让人的内在宽广，把你平移到另一个世界去体验，就像一场精神的旅行。”《抄写员巴特比》谢幕之后，在演后谈的环节中，大部分观众留了下来，大家不说话，也不走，就静静地坐着，一片沉默。起初李芊澎有点尴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大家对这部戏究竟是什么感觉。结束以后，观众的微信群炸开了。戏剧的意象如此丰富，他们喜欢但是又不知如何表达，需要消化一下才能抒发。此后的演出，演员王传君索性备上一瓶酒，演出结束后给想喝的观众斟上一杯，也不一定说什么，随便聊聊，和大伙儿待上一会儿。

　　艺术开启了人们的感性认知

　　文化广场的副总经理费元洪很欣赏李芊澎这类的民营小剧场艺术的探索。他们不拘泥于现有的套路，不断地尝试、突破。

　　与小剧场戏剧不同的是，文化广场和上海大剧院承担着上海文化形象的重任，是上海的城市名片。

　　这两家剧院各有侧重，上海大剧院经典芭蕾、交响乐多一些，文化广场音乐剧多一些，更偏向年轻人。2013年，文化广场引进百老汇经典剧《剧院魅影》，轰动全上海，今年7月的经典音乐剧《猫》早已在几个月前售罄。一时间，路人皆知安德鲁·劳埃德·韦伯。

　　30～50岁的观众是这两家剧院的主力客群，有积淀，也有开放度，还有实力追。这些追剧的中产阶层还只是城市中的一小部分。“百年前中国没有这样的镜框式的剧院，人们也没有形成追剧的习惯。”费元洪说。这也常常给像他这样的剧院经营者带来困惑。但是美国人，施坦威全球首席财务官及运营官本杰明·斯坦纳(Benjamin Steiner)却对此持有另一种观点，他从中国的艺术家那里得到的反馈是，歌剧、音乐会、音乐剧、舞蹈表演等越来越受到中国消费者的钟爱，“这让我想到了1980年代美国纽约百老汇最辉煌的年代，几乎整座城市都陶醉在戏剧故事里。”

　　同时他也关注到，中国消费者意识转化的过程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同步的。“如果说，在美国是百老汇的发展带动了文化艺术经济的快速运作，那么在中国，我看到更多的是，经济的飞速发展，让国民对文化艺术有了新的认知，并迅速普及。”

　　为了进一步提高观众的素养，文化广场会有意引入一些有份量的作品，比如英国编舞大师马修·伯恩的作品，有深度、有内涵，导演的手法也非常现代，但是因为新，推广起来还是有些费劲。因为宣传渠道太多太碎，代际认知差异大。由于演出只在一座城市，一个剧院，宣传的体量与投入与电影比起来简直是小打小闹。

　　为了在票房上有上佳表现，文化广场在剧目的选择上积累了不少门道。因为多是从国外引进大戏，因此他们多选择具有人类普适价值的题材，比如《深夜小狗离奇失踪案》。引进的题材悲剧多于喜剧。“悲剧在不同文化之间有共通性，而喜剧却是各有各的文化背景，很难一下子打中观众。”费元洪这样解释。

　　所幸，85～90后一代的文艺青年已经成长起来。他们成为国际新戏传播的主力军。因为喜爱某个演员，某个导演的作品，常常会相约着到剧场体验。

　　这些人对票价不敏感，但希望获得的是独一无二的体验。“中国观众追明星演员的情况很多，一旦演员通过某个角色赢得了大量的粉丝，这时就是人比戏大。但在欧美，观众是臣服于戏剧的。”

　　文化广场在运营中，一方面自己引进剧目，年中年末都有大戏，有法语音乐剧《摇滚莫扎特》、《悲惨世界》等，另一方面，今天春天也推出了原创华语音乐剧。虽然原创音乐剧在中国还很新，销售比不了国外的大戏，但是不乏优秀的作品，剧院要给探索者一个出口，承担起文化扶植者的责任。

　　文化广场的收入中有一部分来自剧场租赁。自演和租场的比例有时能达到4:6。椎剧场就是租场者之一。“剧场不能只卖一种花，而是要百花齐放。我们不会什么都自己来，保证自己的核心项目做到最好，别的档期就让优质的好公司来做。”

　　文化广场翻修改造后，开业六年间已经积累了13万会员，一年约200万人次观看。“这些人群相对稳定，”费元洪说，“除了看剧，我们还提供艺术教育的延伸服务，传递生活中的美好。戏剧开发的是人们的感性能力，这是人对世界的综合感知能力，更高级。”